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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体系，推动能源体制革命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注重人才培养吸纳。传统电网架构下，电力转换的关键点是变电站或者变压器，但无法实现灵活控制。

适当嵌入能源运维服务平台，加强在线监控系统的实时监控，还可根据实时情况，提供线上和线下的运维解决方案和零部件管理。有效推进能源革命是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础和根本方向。保证能源互联网运行与控制的具体实施装置，在实际应用中执行智能管理系统的调控指令，包括能源的高效传输装置、低损耗转换装置、高效能源路由装置等功能。综合考虑生产全过程以及清洁高效理念，实现生产革命三化措施，即推进能源生产智能化、加强能源供应体系多元化，以及形成输配储运一体化。在能源开发上，发展足够数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逐步替代化石能源发电，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终端消费。

考虑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对电能服务商提出的要求，增加分布式电源运营、售电、配电资产运营等服务。在智能电网实现叠加信息化网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智能电网的技术基础，有效掌握发电信息和用电信息，适应当代能源结构调整。折旧补偿：监管机构统一规定了各类配电设备的标准资产寿命(Standard Asset Life)，采用直线折旧法对配电公司监管资产基数的折旧进行补偿。

电力监管改革所涉及的各方利益和出发点各不相同。澳大利亚配电监管政策最新变化及特点2014年，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公布了《更优监管政策》框架性文件，将配电监管机制由价格上限制改为收入上限制，修改了计算配电企业最大允许收入的一些计算方法和参数，并引入了新的激励和审查机制。1991年以前，澳大利亚各州都有垂直一体化的电力公司，配电业务为各公司整体业务的一个环节。1998年建立了昆士兰州电力市场，同年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NEM)开始运作。

WACC=债务成本杠杆率+税后股本成本(1-杠杆率)运营支出(OPEX)：运维费用主要用于支付员工工资、设备维护、第三方的委托服务费用等。在预测折旧额时还要考虑预测资本性支出以及通货膨胀影响。

由于配电网络区域分布的特点，配电企业都在各自的服务范围内占有垄断地位，因此本身是没有竞争的，监管机构将不同配电企业进行对标，并对对标结果差的企业进行惩罚，实质上是使配电企业之间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资本性支出效益分享机制的引入，可以进一步抑制配电企业盲目投资的冲动，也对配电企业持续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澳大利亚现有配电监管机制目前澳大利亚的配电采用加权平均价格上限制，即在满足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配电价格体系的加权平均值不能超过监管机构核定的上限。NEM最初覆盖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南澳和首都领地五个行政区。

监管折旧：计算方法与构件模型中折旧补偿部分相同。电力企业的投资者希望电力企业有良好的收益，取得最大程度的投资回报。澳大利亚配电监管政策演变的启示第一，监管改革必须适应国情实际。作为公共事业类的公司，电力企业有责任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安全、可靠的电力，因此需要投入资金进行电力设备维护和改造，需要技术和设备升级以满足低碳发展的要求。

CESS的原理和计算方法与针对运营支出的效益分享机制(EBSS)基本相同。最终，澳大利亚形成了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和西澳大利亚电力市场(WAEM)，另外还有Northern Territory和Horizon Powerfranchise两家垂直一体化的电力公司。

经过一系列改革，以前的垂直一体化管理体制改变为发、输、配、售电全面分开，发电采用竞价上网，售电端通过市场竞争售电，输配电网络实行政府定价、公司运营的监管体制。1994年，维多利亚州率先进行电力市场化改革试点并取得成功后，其他各州也陆续推进电力市场化。

澳大利亚配电监管政策的历史演进从时间顺序上看，澳大利亚配电监管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革：第一阶段是1991～1993年，特点是电力工业结构性重组。第二，监管政策应该适应社会和行业发展。澳大利亚虽然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但是曾经是英联邦国家，因此并没有采用美国式区域电力市场，形成众多配电企业分散经营，各自选取不同的监管方式，而是主要借鉴了英国，由全国统一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建立统一的电力市场，形成了配电企业由少数几家公司占有寡头垄断的格局。《更优监管政策》带来的新变化由价格上限制改为收入上限制。通货膨胀调整：在RAB的滚动模型中考虑了通货膨胀的因素。收入构件模型最大允许收入=资本回报+运营支出+折旧补偿+税务补偿+激励与调整资本回报：为监管资产基础(RAB)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的乘积。

若配电公司在某一监管年度资本性支出减少，从而在该监管期发生了效率提升，那么其在该年度的支出减少量将留转5年(与监管周期相同)，配电公司在接下来的5年里依然可得到效率提升带来的收益，相反若该监管期效率下降，超出的支出也会对未来支出的补偿造成影响。澳大利亚的配电监管政策的收入模型可以使企业正常投资和经营成本得到有效回收，一方面可以保证配电行业的有序成长和电力供应，另一方面可以保证股东有稳定的回报。

监管不是直接干涉企业的内部经营。对资本性支出进行更严格的事后审查。

1991年，澳大利亚成立临时的国家电网管理委员会(NGMC)，对多个州的电力工业进行结构性重组改革，为建立全国性跨区电力市场创造了基础条件。资产处置：退出运行的老旧设备和故障设备的价值，要从RAB中扣除。

实行收入上限制后，配电企业的实际收入与实际的配电量无关，在当前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和用电需求较为平稳的环境中更为公平合理，能够减少配电企业受到的影响，保证相对平稳的收益。一个是澳大利亚能源市场委员会(AEMC)，负责包括配电监管法规在内的全国性电力法规的制定;另一个是澳大利亚能源监管委员会(AER)，负责在国家层面上对包括配电在内的电力行业各环节进行监管，并负责相关法规、条例的执行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能源与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郑新业28日在北京表示，电力改革要以市场为导向，在发电侧和售电侧促进竞争。郑新业表示，要重新定义政府在电力市场中的义务，确保公共领域用电、居民用电和普遍服务稳定。

但这些距离民众和企业对电力的满意程度还有不少差距，改革红利并未完全释放。改革要慢慢让供需双方交易形成价格，比如发电价格由市场形成、输配电价由政府核定、售电价格由市场形成。

郑新业说，垄断的三大负面后果大家已经看到：资产膨胀、经营低效、利益输送。电力改革其实是聚焦三大红利：第一通过市场优胜劣汰，优化电力生产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煤炭消耗;第二打破电网现行的独买和独卖模式，把电网变成高速公路;第三理顺价格体系，实现消费革命和环境污染减少的红利。

郑新业建议从发电侧、电网和用户侧推进改革，有序放开新增配售电市场、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经营性电价、有序放开公益性以外的发电计划。去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两个文件分别出台，被认为标志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开始。

统计发现，新一轮电改已经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实体经济用电成本下降，比如煤电价格联动减少工商业用电支出约835亿元人民币，输配电价改革降低输配电费用约80亿元，电力直接交易减少大用户用电支出约215亿元。一个理想的电力市场应该是既要有电用，又要电便宜，还要电干净。郑新业强调，能源政策不是宏观调控的工具，经济下行也不宜以降低电价来刺激高耗能产业的发展。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研讨会当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要对自然垄断部分严格监管，防止其损害市场中其他经营主体的利益，危及市场效率和功能的发挥要对自然垄断部分严格监管，防止其损害市场中其他经营主体的利益，危及市场效率和功能的发挥。

郑新业表示，要重新定义政府在电力市场中的义务，确保公共领域用电、居民用电和普遍服务稳定。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研讨会当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郑新业建议从发电侧、电网和用户侧推进改革，有序放开新增配售电市场、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经营性电价、有序放开公益性以外的发电计划。去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两个文件分别出台，被认为标志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开始。